宗良：把握好宏观政策的“度” 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0年是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关键之年。疫情无疑对中国和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面对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未提及全年经济增速目标，而是将“六保”“六稳”作为全年工作的重心，为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在疫情冲击、国际形势比较复杂的背景下，为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把握好宏观政策的“度”至关重要。 宏观政策应沉稳有力稳定并强化良性预期 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是“十三五”规划最后一年，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之年，全年经济有必要实现在合理区间的正增长，以此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在内需疲软、外需萎靡的不利情况下，宏观政策需稳健有力，既要守住就业和民生的底线，又要积极有为，同时还要防止过度刺激。力度太大和较小都不适宜，应以较强的力度，稳定市场预期，实现在合理区间的经济增长。 宏观政策应沉稳有力，提振市场需求。在当前复工复产率有序提升的背景下，达产率遭遇瓶颈，这凸显了有效需求的不足。中国经济急需需求侧的扩张以实现市场化循环。3月和4月出口超预期反转，反映了世界经济下滑传导至出口的时滞性，后续二季度和三季度的出口将遭遇较大的压力。面对不利局面，宏观政策应在外部冲击高峰到来之前，全面提振内部需求，快速推动市场常态化运行。 宏观经济政策也需避免用力过猛。疫情冲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为短期扰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长期发展的主线。宏观政策需着眼长远，守住底线，充分吸取2008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避免短期用力过猛而固化结构性矛盾。 精准施策确保宏观政策取得明显效果 在疫情冲击下，我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中小企业生存和居民就业问题。宏观政策需精准施策，将稳企业、稳就业放在重要位置。 宏观政策精准发力助力企业生存。“留得青山，赢得未来”，企业是经济活动的创造者，是居民就业的依托。守住底线需要稳定企业。当前，中小企业面临的问题是现金流可能断裂的风险和订单不足的需求问题，货币政策应创新直达实体经济工具，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同时降低商业银行负债成本，激励商业银行投放小微贷款和延长贷款期限，缓解中小企业的流动性风险。针对需求不足问题，可采取多种方式扩大消费需求，同时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等投资力度，这既可增加短期就业需求，又可助力长期经济发展。 就业乃民生之本。在稳企业以稳就业的同时，需坚持底线思维，解决好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两大重点群体就业问题。针对高校毕业生，可采取扩大毕业生招聘规模、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等方式解决，比如通过央企、国企、事业单位、基层就业等方式扩大就业。针对农民工就业问题，需“因时制宜”。通过精确推进农民工返岗复工、推进农村产业发展等增加就业，通过增加县城和中心镇一批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公益性岗位开发等方式吸收就业，支持企业通过临时性、季节性、弹性用工等形式，吸引返乡农民工灵活就业。 财政与货币政策兼顾定力和灵活性实现协同效应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需综合考虑相关情况，兼顾保持定力和灵活性。疫情发生以来，MMT理论成为市场热点，“财政赤字货币化”引起了市场的广泛热议。但面对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冲击，我国政策需保持原则性，建议不采取财政赤字货币化。在财政政策仍有空间的情况下，政策实施需考虑多方面影响。当前，人民币国际化正处于上升阶段，实施赤字货币化将导致投资者对人民币币值稳定的担忧，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同时，我国经济处于转型阶段，实施赤字货币化有可能助长对政策空间的担忧，也不利于经济转型升级。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加强协调，灵活应对疫情冲击。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财政政策需着力修复家庭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货币政策需提供流动性合理充裕的融资环境，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加强协调，实现协同效应，有序推进融资成本下降，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应对国际市场外溢效应加强国际合作 目前，疫情在海外仍呈蔓延态势。欧美经济重启是否会伴有疫情反弹是决定我国外需的重要因素。宏观政策需有效应对海外需求不振对我国外贸产业的影响，加大对出口转内销的支持，降低外部因素对出口产业链的冲击。针对欧美过激式的宏观政策，还要有效防范其外溢效应，避免资本的大规模流入流出对金融环境造成干扰。需谨防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经济、汇率的影响，综合使用逆周期因子、离岸央票、外汇风险准备金等多种工具维持汇率的稳定。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要在经济增长、物价稳定、金融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多个目标中权衡，助力实体经济纾困和防范金融风险。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加强“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争取多边和双边国际合作等取得更大进展。 留有适当的政策空间守住风险底线 事实上，2008年以来的国内外经验表明，大规模货币宽松难以有效增加实体经济需求，更难以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随着经济转型和发展动能的切换，每一次大规模货币宽松都会带来债务激增、杠杆率攀升和金融风险积聚等问题，加剧财富分化、社会不平等问题。当前，我国经济结构性问题居多，同时疫情仍处于海外扩散期，需要做好持久战准备，货币政策需为经济结构性改革和疫情的不确定性留有空间。美联储实施“激进式宽松”未能取得明显效果就是例证。 财政政策同样需为应对不确定性留有空间。疫情的不确定性、海外经济衰退对我国外需的冲击、国内有效需求的不振、企业生存和居民就业问题等改善都需要财政政策留有进一步托底的空间。目前，财政政策中1万亿元特别国债用于支持抗疫，说明逆周期发力并未依靠“赤字货币化”来实现，而更多地依靠严格财政纪律约束下的赤字规模来实现。当前，我国政府债务率低，财政空间充足，中央政府适当增加支出，充分考量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有利于保留较大的政策空间，守住风险底线。 [33] \t